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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應台的中國夢 2010.08.01.北京大學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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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的中國夢 【聯合報╱本報訊】 2010.08.09 11:07 pm
龍應台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龍應台在中國夢主題論壇演講。
本月一日,龍應台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發表演講「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
前一天同一地點,她剛從深受大陸知識份子推崇的報紙「南方周末」手中,
接下「二○一○中國夢踐行者」獎杯。
龍應台這次在北大演講,吸引超過千名聽眾。
龍應台在演講中回應「南方周末」請她談「中國夢」的要求,
侃侃而談一九四九之後,台灣人面對「中國夢」的破滅與轉折,
最後期待中國以文明大國的形象崛起於世界舞台。
上周四南方周末以刪節方式刊出龍應台演講內容,引起華文讀者上網尋找演講全文。
龍應台得以「解禁」在大陸公開演講,
演講內容談及「美麗島事件」等敏感議題卻未遭官方封殺,深具意義。
聯合報獲龍應台同意,今天刊出演講全文,以饗讀者。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
「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裡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臺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
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裡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裡唱著歌。
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 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 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 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 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
這個夢其實持續了滿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五十年代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
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 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 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 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 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 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 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 海棠紅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
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
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
那分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
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
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
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
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
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
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裡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
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臺,
臺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
「禮」,「義」,「廉」,「恥」。
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臺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
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
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
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
「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
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
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
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
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
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
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
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十四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
《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
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十四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一九七○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臺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
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號,中美正式斷交,
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
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
給臺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
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
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
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
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
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投匪」了,
歌,在臺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裏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地圖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
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
習慣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
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一九七○年代整個國際情勢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
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
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
一九四九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
這時已經在臺灣生活了三十年,
孩子也生在臺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
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
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
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
詩歌禮讚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
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臺灣年輕人一樣,
七○年代發現臺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
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
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
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
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
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裡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演講現場播放了幾首相關歌曲。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
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
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
《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
「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裏,
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
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
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
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一九七九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
在中國夢籠罩的臺灣,我們是講「祖籍」的。
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裡人,
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開放了,
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
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
有人衝著他問「你是哪裡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
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裡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
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
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
這是一九七九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臺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台灣夢,
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
八○年代後,臺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
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
所以,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
開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課。
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一九七九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
當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
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
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
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
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八○年代臺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
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三十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
這圖裏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
她們倆分別被判十二年徒刑;
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
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
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
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裡,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
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
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
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
你或許對臺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
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
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
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
所以,容許我這樣說:臺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臺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
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臺灣的小夢,
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
然而臺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
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是會墮落,
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
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
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臺灣人的共識。
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
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臺灣人會跳起來說:
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裡沒有中國。
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
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
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
「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
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
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
我怎麼會沒有夢呢?
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
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臺灣有那麼大的影響,
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
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
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
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
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裡,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
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
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
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份子,這,才是我在乎的。
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
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
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
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
「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十五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
準備挑回山上。
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
我的父親在一九一九年出生,
二○○四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
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七十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
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
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
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
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
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
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七十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
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
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 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
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
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
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
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一九八五年我寫《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
八月,我遷居歐洲。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
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
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學,
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臺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
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
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
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
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二○一○年八月一日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星期三, 1月 27, 2010
需要的發展
胤華提到,非暴力溝通注意我們的需要,別人的需要
有時這種需要的滿足,會只是一些根本、常見的物質滿足
可是,當胤華提到我們應該更要思考其它的可能性
特別是,我們不但要溫飽,我們更要自我發展,自由,成就感等
他不贊成,我們一定要按照馬斯洛需求理論,而是可以超越這種可能性。
譬如,我們不需要一定要有工作,才能學會愛人。
我沒有那麼樂觀,我覺得需要有時確實是階梯式的,但是,也承認有些人能夠超越,像是胤華這樣特別,有修行的人。
我覺得他總是可以把很淺白的事,提升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層次。生命的開展,自由,精彩,我還未完全熟悉他的語言,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同層次的魅力。我還努力學習中。
小說獎
許多學者、教授都來,也有還說是他的FANS。
我因身體有些不適,進去睡了一大半。
不過,聽到的部分,覺得哈金很厲害,一個歷經文革的人的,竟然可以在美國用英文寫作小說,還得了許多小說獎。
他原本是寫英文詩的,可以感受到他為了在美國生存的努力。
1. 他說,成功就是耐心,他一篇作品可以改上三十幾次。
2. 美國小說的根基,其實是契科夫等蘇俄的作家。
3. 許多人稱讚他的成就,以得獎來證明他的功力。他自己則認為得獎只是偶然,不能以「獎」來衡量。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說法,我很佩服。
4. 他笑的時候,有點傻。不過,我想大師,就是這樣吧!也是人,甚至外觀比一般更笨拙。但是,他真正談起問題時,還是可以感受到很多力量。
我想,我缺乏的,還是耐心。想要一步成功,所以,才會一直沮喪。或者,沒有埋下頭來,好好讀點書。
不過,我覺得也要配合個人的特長來努力。我再努力也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籃球選手,我應該適性,適才的發展,我覺得這是生物的求生的本能。哈金由詩轉到小說,其實背後也是這種求生的趨力。
星期五, 1月 22, 2010
地制法過關:馬式領導力的新展現
陳金鳳
地制法修正案一如預期,在國會的朝野衝突中終於過關。此次地制法的爭議,固然有改革的一面(終於達到以前國發會共識,廢除大部分地方鄉鎮長的選舉);但也有現實妥協面,鄉鎮長竟得以直接擔任區長。這些地方制度改革或妥協的爭議,相信有許多專家學者評論。但此次,地制法過關的政治意涵,特別是馬式領導能力的展現,倒是值得多加說明。
在上週,金秘書長召開黨政協調,確定國民黨版的地制法草案。但是隔日立法院表決時,因為輿論的影響,國民黨籍立委竟然立刻退縮跳票。本來任何有爭議的法案政策,都有利弊,但是一旦做出決策,就應該貫徹下去,才不會左右搖擺,父子騎驢。這也是一年多來藍營佔多數的立法院困境,始終沒有展現一個完全執政的政黨氣魄,也讓許支持馬英九的人非常失望。
國民黨籍立委對於行政機關的決策跳票,本來幾乎已成習慣。但是,報載在金秘書長的要求下,立院竟然從原本要休會的狀態,重新立即召開臨時會,通過原本此項修正草案。甚至,藍營立委也令人驚訝地,透過嫻熟的議事操作技巧,終於擺脫過去綠營少數立委即可癱瘓國會的窘境。可見國民黨立委「非不能也,只是不為也」。
金秘書長的執行意志,終於讓馬式領導,開始展現威力。原本馬總統本人形象敦厚,溫文有禮,可是政治本來就不是「溫良恭儉讓」,領導者如此,就亟需一個有執行力的輔助者貫徹其意志。當然法案的好壞,可供公評,人民當然可以用選票,來決定是否接受。但至少就無能、無作為、搖擺不定、討好所有人等,馬總統最常遭到批判的問題,此次地制法的通過,開展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星期四, 1月 21, 2010
Human Rights as Special Rights
他認為,西方人權的適用性,號稱是來自自然法,自然權利,事實上,卻是「特別權利」(special rights)
而不是普遍性的。
他從歷史來看,西方人在對待女性,奴隸,非西方人時,就沒有適用自然法,所以,普世人權,只是白種男性的權利。
問題是:這有兩個層次
1. 不適用的原因,因為利大於權利,所以暫時不顧。
2. 還是真正認為,不適用。
因為他討論的是思想家,而非一般人。
所以,我覺得在第一個層次上,一般人可能會如此做,便於行事。譬如,我們對外勞的態度,沒有人敢說外勞不是人,只是便於行事,所以,我們寧可他們日夜顛倒,也不願意多放他們假(週休二日)。
第二個層次,是笨笨的思想家所做的。宣稱他們不是人。這就嚴重了。
結果,這位教授認為解決方案,就是要「擴大人」的範圍,黑人也是人,女人也是人。
而不是,爭執在什麼是普遍人權上面。
他認為,每個文化,譬如中國,台灣,西方其實都有一個比較高明的文明觀,或是人權觀。所以重點不在於討論什麼是人權?而是要討論,什麼是我們這些同類的人,這樣權利的適用性就會擴大。
可是,這裡有幾個問題:
中國的人權觀與西方的人權觀還是會有衝突的。
這不是擴大我群即可,事實上,是有矛盾的。
中國人權重視生存權;西方還重視言論權,在不同的議題上,就會產生衝突。
即使墮胎問題,除了官方禁止外,還有整個社會風氣,
(我在想,會不會有人從美國墮胎與中國的殺女嬰,做比較。)說不定各有勝負
美國
每年高達一百六十萬人,近年降低到約一百三十萬人!
中國
據說有一億人(沒有看到初略的每年數字)
所以,這種強調西方權利只是「特別權利」,然後特別權利之間又有衝突。
這位教授似乎認為,普世人權是有的,大家都有這樣的觀點。事實上,還是有差別的。
人性必非普遍性的。
所以,除了,我們沒有把別人看做是人之外
還有一些是,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權利觀。
但不可否認,沒有把別人看作人看,確實是一個問題。
星期日, 1月 17, 2010
星期五, 1月 15, 2010
迎接「修辭式民主」的挑戰
近來國內許多重大爭議,諸如美國牛事件、應否簽訂ECFA、H1N1流感疫苗的接種等,正如許多論者指出,問題關鍵在於政府與民眾的溝通上。也就是政治人物應該以簡單明白的方式,闡述政策,說服群眾。否則,一樁樁好事,很容易因為民眾的不瞭解,以及有心人士煽動,最後政策難產,全體人民利益受到傷害。
事實上,這些爭議與整個民主政治轉變,有很密切關係。當代民主政治的發展,一方面由於媒體、網路興盛,民眾很容易接觸到政治人物的公開言行;另方面,也因為人民教育水準、自主性提高,對於代議政治的黑箱作業也越感不滿。所以,藉由輿論、網路、民調的彙集與反應,立即的民意反應,成為左右政策的重要關鍵。曾任美國柯林頓總統的重要幕僚莫理斯(Dick Morris)將這種趨勢,稱為從「代議民主」走向「直接民主」。但稱為直接民主,稍嫌誇張,更貼切的稱呼,應該稱為進入「修辭式民主」的時代。
此處「修辭」的用法,源自古希臘雅典的民主政體。修辭意指:「政治性地說服」,也就是在公眾場合中,以言語說服群眾,然後交由公民作判斷。這也是古希臘雅典人自豪與野蠻人的差別,以「言詞說服」而非「暴力折服」。事實上,在雅典公民大會中,動輒上千人,也並非真正人人可以進行治理的直接民主。有能力與膽量發言者,也常是那少數幾位,他們之間的修辭、論辯,然後訴諸公民作判斷。所以,古希臘雅典與當代民主都是屬於「修辭式民主」模式,古希臘對修辭民主的批判與經驗傳承,就可以成為今日民主的借鏡。
一般提到古希臘修辭,較容易聯想到古希臘辯士,使「弱道理變為強道理;強道理變為弱道理」的詭辯。但是關注政治修辭的正面積極性意義,哲人柏拉圖雖然批判修辭,但也提出理想修辭應有的面貌,其中包括說真話、關心聽眾靈魂的善、定義清楚、論證需對方認可、擇善固執、勇於認錯等。另一位大哲亞里斯多德,將「修辭術」提升到與「辯證法」相對應的地位。亞里斯多德認為好的修辭說服應該注意:說話者的人格、說話內容的邏輯論證以及掌握聽眾的情緒,三管齊下,才能有效地進行說服。亞里斯多德的《修辭術》是一本教授說服的教戰手冊,其中也反覆強調,不應高估聽眾的理解能力,應該以簡明、扼要的方式說明。另外,諸如在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全書有五分之一強的演說詞,更是一篇篇說服群眾的經典。而修辭家德摩斯提尼也有多篇演講詞、訴訟詞傳世,都可以為今日說服群眾的範本。
西方自古希臘,歷經羅馬時代、文藝復興時期,修辭學都是人文學科中的重點科目。尼采即曾指出,「古人的教育通常以修辭學告終:這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政治人至上的精神活動」。不過,修辭後來歷經中世紀、啟蒙運動、浪漫主義時期,已漸漸走向文學化、藝術化,不再是政治學門有意識去處理的課題。但是,修辭仍然是西方政治中非常特別的一個實踐傳統,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是能言善道之士。以美國為例,無論是雷根、柯林頓以及今日的歐巴馬總統,他們的演說風采,甚至風靡全世界。
我們雖然沒有西方修辭的悠久文化與實踐傳統,但是今日已經進入「修辭式民主」時代,政府官員應該要特別注意如何與民眾溝通,各部會首長都應該成為推動政策的第一發言人,接受在野黨的論辯,化解民眾對政策疑慮。這也是符合民主政治中,公開性、透明性與負責任的要求。反之,在野黨(弔詭的是,還有執政黨立委)也應該要有雅量,讓政府官員充分闡述政策(特別是在立法院),而不是一味杯葛或以羞辱、要求下台的政治鬥爭方式,以此解決問題。附帶一提的,古希臘雅典曾施行「陶片流放制」,人民在陶片上刻下想要放逐的公眾人物(黨爭、嫉妒菁英)。此法最後導致雅典許多優秀人才,被迫離開雅典,也埋下雅典衰敗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