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修辭式民主」的挑戰

迎接「修辭式民主」的挑戰


近來國內許多重大爭議，諸如美國牛事件、應否簽訂ECFA、H1N1流感疫苗的接種等，正如許多論者指出，問題關鍵在於政府與民眾的溝通上。也就是政治人物應該以簡單明白的方式，闡述政策，說服群眾。否則，一樁樁好事，很容易因為民眾的不瞭解，以及有心人士煽動，最後政策難產，全體人民利益受到傷害。

事實上，這些爭議與整個民主政治轉變，有很密切關係。當代民主政治的發展，一方面由於媒體、網路興盛，民眾很容易接觸到政治人物的公開言行；另方面，也因為人民教育水準、自主性提高，對於代議政治的黑箱作業也越感不滿。所以，藉由輿論、網路、民調的彙集與反應，立即的民意反應，成為左右政策的重要關鍵。曾任美國柯林頓總統的重要幕僚莫理斯（Dick Morris）將這種趨勢，稱為從「代議民主」走向「直接民主」。但稱為直接民主，稍嫌誇張，更貼切的稱呼，應該稱為進入「修辭式民主」的時代。

此處「修辭」的用法，源自古希臘雅典的民主政體。修辭意指：「政治性地說服」，也就是在公眾場合中，以言語說服群眾，然後交由公民作判斷。這也是古希臘雅典人自豪與野蠻人的差別，以「言詞說服」而非「暴力折服」。事實上，在雅典公民大會中，動輒上千人，也並非真正人人可以進行治理的直接民主。有能力與膽量發言者，也常是那少數幾位，他們之間的修辭、論辯，然後訴諸公民作判斷。所以，古希臘雅典與當代民主都是屬於「修辭式民主」模式，古希臘對修辭民主的批判與經驗傳承，就可以成為今日民主的借鏡。

一般提到古希臘修辭，較容易聯想到古希臘辯士，使「弱道理變為強道理；強道理變為弱道理」的詭辯。但是關注政治修辭的正面積極性意義，哲人柏拉圖雖然批判修辭，但也提出理想修辭應有的面貌，其中包括說真話、關心聽眾靈魂的善、定義清楚、論證需對方認可、擇善固執、勇於認錯等。另一位大哲亞里斯多德，將「修辭術」提升到與「辯證法」相對應的地位。亞里斯多德認為好的修辭說服應該注意：說話者的人格、說話內容的邏輯論證以及掌握聽眾的情緒，三管齊下，才能有效地進行說服。亞里斯多德的《修辭術》是一本教授說服的教戰手冊，其中也反覆強調，不應高估聽眾的理解能力，應該以簡明、扼要的方式說明。另外，諸如在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全書有五分之一強的演說詞，更是一篇篇說服群眾的經典。而修辭家德摩斯提尼也有多篇演講詞、訴訟詞傳世，都可以為今日說服群眾的範本。

西方自古希臘，歷經羅馬時代、文藝復興時期，修辭學都是人文學科中的重點科目。尼采即曾指出，「古人的教育通常以修辭學告終：這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政治人至上的精神活動」。不過，修辭後來歷經中世紀、啟蒙運動、浪漫主義時期，已漸漸走向文學化、藝術化，不再是政治學門有意識去處理的課題。但是，修辭仍然是西方政治中非常特別的一個實踐傳統，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是能言善道之士。以美國為例，無論是雷根、柯林頓以及今日的歐巴馬總統，他們的演說風采，甚至風靡全世界。

我們雖然沒有西方修辭的悠久文化與實踐傳統，但是今日已經進入「修辭式民主」時代，政府官員應該要特別注意如何與民眾溝通，各部會首長都應該成為推動政策的第一發言人，接受在野黨的論辯，化解民眾對政策疑慮。這也是符合民主政治中，公開性、透明性與負責任的要求。反之，在野黨（弔詭的是，還有執政黨立委）也應該要有雅量，讓政府官員充分闡述政策（特別是在立法院），而不是一味杯葛或以羞辱、要求下台的政治鬥爭方式，以此解決問題。附帶一提的，古希臘雅典曾施行「陶片流放制」，人民在陶片上刻下想要放逐的公眾人物（黨爭、嫉妒菁英）。此法最後導致雅典許多優秀人才，被迫離開雅典，也埋下雅典衰敗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