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上非暴力溝通，
胤華提到，非暴力溝通注意我們的需要，別人的需要
有時這種需要的滿足，會只是一些根本、常見的物質滿足
可是，當胤華提到我們應該更要思考其它的可能性
特別是，我們不但要溫飽，我們更要自我發展，自由，成就感等
他不贊成，我們一定要按照馬斯洛需求理論，而是可以超越這種可能性。
譬如，我們不需要一定要有工作，才能學會愛人。
我沒有那麼樂觀，我覺得需要有時確實是階梯式的，但是，也承認有些人能夠超越，像是胤華這樣特別，有修行的人。
我覺得他總是可以把很淺白的事，提升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層次。生命的開展，自由，精彩，我還未完全熟悉他的語言，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同層次的魅力。我還努力學習中。
星期三, 1月 27, 2010
小說獎
今日去聽最近來台灣的小說家，哈金來演講。
許多學者、教授都來，也有還說是他的FANS。
我因身體有些不適，進去睡了一大半。
不過，聽到的部分，覺得哈金很厲害，一個歷經文革的人的，竟然可以在美國用英文寫作小說，還得了許多小說獎。
他原本是寫英文詩的，可以感受到他為了在美國生存的努力。
1. 他說，成功就是耐心，他一篇作品可以改上三十幾次。
2. 美國小說的根基，其實是契科夫等蘇俄的作家。
3. 許多人稱讚他的成就，以得獎來證明他的功力。他自己則認為得獎只是偶然，不能以「獎」來衡量。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說法，我很佩服。
4. 他笑的時候，有點傻。不過，我想大師，就是這樣吧！也是人，甚至外觀比一般更笨拙。但是，他真正談起問題時，還是可以感受到很多力量。
我想，我缺乏的，還是耐心。想要一步成功，所以，才會一直沮喪。或者，沒有埋下頭來，好好讀點書。
不過，我覺得也要配合個人的特長來努力。我再努力也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籃球選手，我應該適性，適才的發展，我覺得這是生物的求生的本能。哈金由詩轉到小說，其實背後也是這種求生的趨力。
許多學者、教授都來，也有還說是他的FANS。
我因身體有些不適，進去睡了一大半。
不過，聽到的部分，覺得哈金很厲害，一個歷經文革的人的，竟然可以在美國用英文寫作小說，還得了許多小說獎。
他原本是寫英文詩的，可以感受到他為了在美國生存的努力。
1. 他說，成功就是耐心，他一篇作品可以改上三十幾次。
2. 美國小說的根基，其實是契科夫等蘇俄的作家。
3. 許多人稱讚他的成就，以得獎來證明他的功力。他自己則認為得獎只是偶然，不能以「獎」來衡量。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說法，我很佩服。
4. 他笑的時候，有點傻。不過，我想大師，就是這樣吧！也是人，甚至外觀比一般更笨拙。但是，他真正談起問題時，還是可以感受到很多力量。
我想，我缺乏的，還是耐心。想要一步成功，所以，才會一直沮喪。或者，沒有埋下頭來，好好讀點書。
不過，我覺得也要配合個人的特長來努力。我再努力也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籃球選手，我應該適性，適才的發展，我覺得這是生物的求生的本能。哈金由詩轉到小說，其實背後也是這種求生的趨力。
星期五, 1月 22, 2010
地制法過關：馬式領導力的新展現
地制法過關：馬式領導力的新展現
陳金鳳
地制法修正案一如預期，在國會的朝野衝突中終於過關。此次地制法的爭議，固然有改革的一面（終於達到以前國發會共識，廢除大部分地方鄉鎮長的選舉）；但也有現實妥協面，鄉鎮長竟得以直接擔任區長。這些地方制度改革或妥協的爭議，相信有許多專家學者評論。但此次，地制法過關的政治意涵，特別是馬式領導能力的展現，倒是值得多加說明。
在上週，金秘書長召開黨政協調，確定國民黨版的地制法草案。但是隔日立法院表決時，因為輿論的影響，國民黨籍立委竟然立刻退縮跳票。本來任何有爭議的法案政策，都有利弊，但是一旦做出決策，就應該貫徹下去，才不會左右搖擺，父子騎驢。這也是一年多來藍營佔多數的立法院困境，始終沒有展現一個完全執政的政黨氣魄，也讓許支持馬英九的人非常失望。
國民黨籍立委對於行政機關的決策跳票，本來幾乎已成習慣。但是，報載在金秘書長的要求下，立院竟然從原本要休會的狀態，重新立即召開臨時會，通過原本此項修正草案。甚至，藍營立委也令人驚訝地，透過嫻熟的議事操作技巧，終於擺脫過去綠營少數立委即可癱瘓國會的窘境。可見國民黨立委「非不能也，只是不為也」。
金秘書長的執行意志，終於讓馬式領導，開始展現威力。原本馬總統本人形象敦厚，溫文有禮，可是政治本來就不是「溫良恭儉讓」，領導者如此，就亟需一個有執行力的輔助者貫徹其意志。當然法案的好壞，可供公評，人民當然可以用選票，來決定是否接受。但至少就無能、無作為、搖擺不定、討好所有人等，馬總統最常遭到批判的問題，此次地制法的通過，開展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陳金鳳
地制法修正案一如預期，在國會的朝野衝突中終於過關。此次地制法的爭議，固然有改革的一面（終於達到以前國發會共識，廢除大部分地方鄉鎮長的選舉）；但也有現實妥協面，鄉鎮長竟得以直接擔任區長。這些地方制度改革或妥協的爭議，相信有許多專家學者評論。但此次，地制法過關的政治意涵，特別是馬式領導能力的展現，倒是值得多加說明。
在上週，金秘書長召開黨政協調，確定國民黨版的地制法草案。但是隔日立法院表決時，因為輿論的影響，國民黨籍立委竟然立刻退縮跳票。本來任何有爭議的法案政策，都有利弊，但是一旦做出決策，就應該貫徹下去，才不會左右搖擺，父子騎驢。這也是一年多來藍營佔多數的立法院困境，始終沒有展現一個完全執政的政黨氣魄，也讓許支持馬英九的人非常失望。
國民黨籍立委對於行政機關的決策跳票，本來幾乎已成習慣。但是，報載在金秘書長的要求下，立院竟然從原本要休會的狀態，重新立即召開臨時會，通過原本此項修正草案。甚至，藍營立委也令人驚訝地，透過嫻熟的議事操作技巧，終於擺脫過去綠營少數立委即可癱瘓國會的窘境。可見國民黨立委「非不能也，只是不為也」。
金秘書長的執行意志，終於讓馬式領導，開始展現威力。原本馬總統本人形象敦厚，溫文有禮，可是政治本來就不是「溫良恭儉讓」，領導者如此，就亟需一個有執行力的輔助者貫徹其意志。當然法案的好壞，可供公評，人民當然可以用選票，來決定是否接受。但至少就無能、無作為、搖擺不定、討好所有人等，馬總統最常遭到批判的問題，此次地制法的通過，開展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星期四, 1月 21, 2010
Human Rights as Special Rights
今日聆聽一個英國教授的演講，討論一個蠻有趣的問題。
他認為，西方人權的適用性，號稱是來自自然法，自然權利，事實上，卻是「特別權利」（special rights）
而不是普遍性的。
他從歷史來看，西方人在對待女性，奴隸，非西方人時，就沒有適用自然法，所以，普世人權，只是白種男性的權利。
問題是：這有兩個層次
1. 不適用的原因，因為利大於權利，所以暫時不顧。
2. 還是真正認為，不適用。
因為他討論的是思想家，而非一般人。
所以，我覺得在第一個層次上，一般人可能會如此做，便於行事。譬如，我們對外勞的態度，沒有人敢說外勞不是人，只是便於行事，所以，我們寧可他們日夜顛倒，也不願意多放他們假（週休二日）。
第二個層次，是笨笨的思想家所做的。宣稱他們不是人。這就嚴重了。
結果，這位教授認為解決方案，就是要「擴大人」的範圍，黑人也是人，女人也是人。
而不是，爭執在什麼是普遍人權上面。
他認為，每個文化，譬如中國，台灣，西方其實都有一個比較高明的文明觀，或是人權觀。所以重點不在於討論什麼是人權？而是要討論，什麼是我們這些同類的人，這樣權利的適用性就會擴大。
可是，這裡有幾個問題：
中國的人權觀與西方的人權觀還是會有衝突的。
這不是擴大我群即可，事實上，是有矛盾的。
中國人權重視生存權；西方還重視言論權，在不同的議題上，就會產生衝突。
即使墮胎問題，除了官方禁止外，還有整個社會風氣，
（我在想，會不會有人從美國墮胎與中國的殺女嬰，做比較。）說不定各有勝負
美國
每年高達一百六十萬人，近年降低到約一百三十萬人！
中國
據說有一億人（沒有看到初略的每年數字）
所以，這種強調西方權利只是「特別權利」，然後特別權利之間又有衝突。
這位教授似乎認為，普世人權是有的，大家都有這樣的觀點。事實上，還是有差別的。
人性必非普遍性的。
所以，除了，我們沒有把別人看做是人之外
還有一些是，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權利觀。
但不可否認，沒有把別人看作人看，確實是一個問題。
他認為，西方人權的適用性，號稱是來自自然法，自然權利，事實上，卻是「特別權利」（special rights）
而不是普遍性的。
他從歷史來看，西方人在對待女性，奴隸，非西方人時，就沒有適用自然法，所以，普世人權，只是白種男性的權利。
問題是：這有兩個層次
1. 不適用的原因，因為利大於權利，所以暫時不顧。
2. 還是真正認為，不適用。
因為他討論的是思想家，而非一般人。
所以，我覺得在第一個層次上，一般人可能會如此做，便於行事。譬如，我們對外勞的態度，沒有人敢說外勞不是人，只是便於行事，所以，我們寧可他們日夜顛倒，也不願意多放他們假（週休二日）。
第二個層次，是笨笨的思想家所做的。宣稱他們不是人。這就嚴重了。
結果，這位教授認為解決方案，就是要「擴大人」的範圍，黑人也是人，女人也是人。
而不是，爭執在什麼是普遍人權上面。
他認為，每個文化，譬如中國，台灣，西方其實都有一個比較高明的文明觀，或是人權觀。所以重點不在於討論什麼是人權？而是要討論，什麼是我們這些同類的人，這樣權利的適用性就會擴大。
可是，這裡有幾個問題：
中國的人權觀與西方的人權觀還是會有衝突的。
這不是擴大我群即可，事實上，是有矛盾的。
中國人權重視生存權；西方還重視言論權，在不同的議題上，就會產生衝突。
即使墮胎問題，除了官方禁止外，還有整個社會風氣，
（我在想，會不會有人從美國墮胎與中國的殺女嬰，做比較。）說不定各有勝負
美國
每年高達一百六十萬人，近年降低到約一百三十萬人！
中國
據說有一億人（沒有看到初略的每年數字）
所以，這種強調西方權利只是「特別權利」，然後特別權利之間又有衝突。
這位教授似乎認為，普世人權是有的，大家都有這樣的觀點。事實上，還是有差別的。
人性必非普遍性的。
所以，除了，我們沒有把別人看做是人之外
還有一些是，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權利觀。
但不可否認，沒有把別人看作人看，確實是一個問題。
星期日, 1月 17, 2010
星期五, 1月 15, 2010
迎接「修辭式民主」的挑戰
迎接「修辭式民主」的挑戰
近來國內許多重大爭議，諸如美國牛事件、應否簽訂ECFA、H1N1流感疫苗的接種等，正如許多論者指出，問題關鍵在於政府與民眾的溝通上。也就是政治人物應該以簡單明白的方式，闡述政策，說服群眾。否則，一樁樁好事，很容易因為民眾的不瞭解，以及有心人士煽動，最後政策難產，全體人民利益受到傷害。
事實上，這些爭議與整個民主政治轉變，有很密切關係。當代民主政治的發展，一方面由於媒體、網路興盛，民眾很容易接觸到政治人物的公開言行；另方面，也因為人民教育水準、自主性提高，對於代議政治的黑箱作業也越感不滿。所以，藉由輿論、網路、民調的彙集與反應，立即的民意反應，成為左右政策的重要關鍵。曾任美國柯林頓總統的重要幕僚莫理斯（Dick Morris）將這種趨勢，稱為從「代議民主」走向「直接民主」。但稱為直接民主，稍嫌誇張，更貼切的稱呼，應該稱為進入「修辭式民主」的時代。
此處「修辭」的用法，源自古希臘雅典的民主政體。修辭意指：「政治性地說服」，也就是在公眾場合中，以言語說服群眾，然後交由公民作判斷。這也是古希臘雅典人自豪與野蠻人的差別，以「言詞說服」而非「暴力折服」。事實上，在雅典公民大會中，動輒上千人，也並非真正人人可以進行治理的直接民主。有能力與膽量發言者，也常是那少數幾位，他們之間的修辭、論辯，然後訴諸公民作判斷。所以，古希臘雅典與當代民主都是屬於「修辭式民主」模式，古希臘對修辭民主的批判與經驗傳承，就可以成為今日民主的借鏡。
一般提到古希臘修辭，較容易聯想到古希臘辯士，使「弱道理變為強道理；強道理變為弱道理」的詭辯。但是關注政治修辭的正面積極性意義，哲人柏拉圖雖然批判修辭，但也提出理想修辭應有的面貌，其中包括說真話、關心聽眾靈魂的善、定義清楚、論證需對方認可、擇善固執、勇於認錯等。另一位大哲亞里斯多德，將「修辭術」提升到與「辯證法」相對應的地位。亞里斯多德認為好的修辭說服應該注意：說話者的人格、說話內容的邏輯論證以及掌握聽眾的情緒，三管齊下，才能有效地進行說服。亞里斯多德的《修辭術》是一本教授說服的教戰手冊，其中也反覆強調，不應高估聽眾的理解能力，應該以簡明、扼要的方式說明。另外，諸如在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全書有五分之一強的演說詞，更是一篇篇說服群眾的經典。而修辭家德摩斯提尼也有多篇演講詞、訴訟詞傳世，都可以為今日說服群眾的範本。
西方自古希臘，歷經羅馬時代、文藝復興時期，修辭學都是人文學科中的重點科目。尼采即曾指出，「古人的教育通常以修辭學告終：這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政治人至上的精神活動」。不過，修辭後來歷經中世紀、啟蒙運動、浪漫主義時期，已漸漸走向文學化、藝術化，不再是政治學門有意識去處理的課題。但是，修辭仍然是西方政治中非常特別的一個實踐傳統，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是能言善道之士。以美國為例，無論是雷根、柯林頓以及今日的歐巴馬總統，他們的演說風采，甚至風靡全世界。
我們雖然沒有西方修辭的悠久文化與實踐傳統，但是今日已經進入「修辭式民主」時代，政府官員應該要特別注意如何與民眾溝通，各部會首長都應該成為推動政策的第一發言人，接受在野黨的論辯，化解民眾對政策疑慮。這也是符合民主政治中，公開性、透明性與負責任的要求。反之，在野黨（弔詭的是，還有執政黨立委）也應該要有雅量，讓政府官員充分闡述政策（特別是在立法院），而不是一味杯葛或以羞辱、要求下台的政治鬥爭方式，以此解決問題。附帶一提的，古希臘雅典曾施行「陶片流放制」，人民在陶片上刻下想要放逐的公眾人物（黨爭、嫉妒菁英）。此法最後導致雅典許多優秀人才，被迫離開雅典，也埋下雅典衰敗的原因之一。
近來國內許多重大爭議，諸如美國牛事件、應否簽訂ECFA、H1N1流感疫苗的接種等，正如許多論者指出，問題關鍵在於政府與民眾的溝通上。也就是政治人物應該以簡單明白的方式，闡述政策，說服群眾。否則，一樁樁好事，很容易因為民眾的不瞭解，以及有心人士煽動，最後政策難產，全體人民利益受到傷害。
事實上，這些爭議與整個民主政治轉變，有很密切關係。當代民主政治的發展，一方面由於媒體、網路興盛，民眾很容易接觸到政治人物的公開言行；另方面，也因為人民教育水準、自主性提高，對於代議政治的黑箱作業也越感不滿。所以，藉由輿論、網路、民調的彙集與反應，立即的民意反應，成為左右政策的重要關鍵。曾任美國柯林頓總統的重要幕僚莫理斯（Dick Morris）將這種趨勢，稱為從「代議民主」走向「直接民主」。但稱為直接民主，稍嫌誇張，更貼切的稱呼，應該稱為進入「修辭式民主」的時代。
此處「修辭」的用法，源自古希臘雅典的民主政體。修辭意指：「政治性地說服」，也就是在公眾場合中，以言語說服群眾，然後交由公民作判斷。這也是古希臘雅典人自豪與野蠻人的差別，以「言詞說服」而非「暴力折服」。事實上，在雅典公民大會中，動輒上千人，也並非真正人人可以進行治理的直接民主。有能力與膽量發言者，也常是那少數幾位，他們之間的修辭、論辯，然後訴諸公民作判斷。所以，古希臘雅典與當代民主都是屬於「修辭式民主」模式，古希臘對修辭民主的批判與經驗傳承，就可以成為今日民主的借鏡。
一般提到古希臘修辭，較容易聯想到古希臘辯士，使「弱道理變為強道理；強道理變為弱道理」的詭辯。但是關注政治修辭的正面積極性意義，哲人柏拉圖雖然批判修辭，但也提出理想修辭應有的面貌，其中包括說真話、關心聽眾靈魂的善、定義清楚、論證需對方認可、擇善固執、勇於認錯等。另一位大哲亞里斯多德，將「修辭術」提升到與「辯證法」相對應的地位。亞里斯多德認為好的修辭說服應該注意：說話者的人格、說話內容的邏輯論證以及掌握聽眾的情緒，三管齊下，才能有效地進行說服。亞里斯多德的《修辭術》是一本教授說服的教戰手冊，其中也反覆強調，不應高估聽眾的理解能力，應該以簡明、扼要的方式說明。另外，諸如在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全書有五分之一強的演說詞，更是一篇篇說服群眾的經典。而修辭家德摩斯提尼也有多篇演講詞、訴訟詞傳世，都可以為今日說服群眾的範本。
西方自古希臘，歷經羅馬時代、文藝復興時期，修辭學都是人文學科中的重點科目。尼采即曾指出，「古人的教育通常以修辭學告終：這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政治人至上的精神活動」。不過，修辭後來歷經中世紀、啟蒙運動、浪漫主義時期，已漸漸走向文學化、藝術化，不再是政治學門有意識去處理的課題。但是，修辭仍然是西方政治中非常特別的一個實踐傳統，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是能言善道之士。以美國為例，無論是雷根、柯林頓以及今日的歐巴馬總統，他們的演說風采，甚至風靡全世界。
我們雖然沒有西方修辭的悠久文化與實踐傳統，但是今日已經進入「修辭式民主」時代，政府官員應該要特別注意如何與民眾溝通，各部會首長都應該成為推動政策的第一發言人，接受在野黨的論辯，化解民眾對政策疑慮。這也是符合民主政治中，公開性、透明性與負責任的要求。反之，在野黨（弔詭的是，還有執政黨立委）也應該要有雅量，讓政府官員充分闡述政策（特別是在立法院），而不是一味杯葛或以羞辱、要求下台的政治鬥爭方式，以此解決問題。附帶一提的，古希臘雅典曾施行「陶片流放制」，人民在陶片上刻下想要放逐的公眾人物（黨爭、嫉妒菁英）。此法最後導致雅典許多優秀人才，被迫離開雅典，也埋下雅典衰敗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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